出土文獻我與《文藝研究》的學術因緣出土文獻──我與《文藝研究》的學術因緣 姚小鷗 最近二十年來，出土文獻是文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學術場域，而《文藝研究》雜志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親歷這一輝煌的學術歷程，目睹《文藝研究》雜志的巨大貢獻，本人的學術經歷也與之密切相關。把它記錄下來，不僅關乎我個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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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時代的學術潮流與學術風氣。1998年，我第一次在《文藝研究》發表論文，題目是《公莫舞與王國維戲劇成因外來說》。 這篇文章標志著我對樂府藝術與樂府文學性質總體新認識的開始，也是我與《文藝研究》這家蜚聲中外的重要學術期刊緣分的開端。從本文的主題而言，我與《文藝研究》雜志的學術因緣起始于 1999年12月11日－12日召開的“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是由《文藝研究》編輯部聯合北京廣播學院語言文學部、河南大學文學院、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的。《文藝研究》的主編柏柳主持了會議的開幕式。參加學術研討的有京內外各高校與科研單位的專家二十餘人。《文藝研究》方面的會議聯系人是副主編廉靜。我作為組織者和學術召集人，除了主持會議前期的籌備，還參與了後續的學術活動，包括組織筆談和論文集的編輯工作。《文藝研究》于翌年即2000年的第3期發表了與會者的一組筆談。編者按指出：“這是國內首次由文史界專家學者共同就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藝術的關系、影響、學術方略、研究方法及發展戰略諸問題進行研討。”這段按語指出了會議的首創意義。李學勤先生領銜這次筆談，他在文章中對會議的宗旨和價值給與了高度的評價。李先生說：“從會議主題和內涵來說，都具有開拓性，我自獲知這個訊息開始，就感覺非常欣奮。”李先生的文章，提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中包含有孔子論《詩》的內容。兩年後，這批竹簡公布，在學術界引起巨大的轟動。這一空前的學術熱潮，映襯出“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的學術前瞻性。這一學術會議的舉辦成功，反映出《文藝研究》雜志對于學術潮流的引領作用，也確立了我本人大半生的學術定位。我的筆談題目是《出土文獻與新世紀文學史發展的發展戰略》。這個產生于世紀之交，有著鮮明歷史轉折點色彩的學術話題，是我長期思考的結晶，包涵著若幹重要的學術論斷。文章提出了在新的世紀中，中國文學各分支學科基本構架的突破問題，並以樂府文學為例進行了簡要的說明。文章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出土文物，跳出了狹義的“樂府”這一官署的名分，從古代禮樂制度與古代樂官系統的角度來觀照“樂府文學”。指出“樂府文學”應當是“樂府藝術”的有機組成部分，即其文學要素。其範圍應當包括詩歌，即漢人習語之歌詩，也即傳統所言“樂府詩”；戲劇文學，《宋書·樂志》所載《公莫巾舞歌辭》即為其例；賦及小說（《三國志》裴注所記曹植所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即為此類。樂府文學中還應當包括諧隱文學。關于樂府文學中應當包括賦的緣由，文章指出： 長期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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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忽略了賦與“樂府”的關系，對于賦的娛樂功能和俗樂”特點往往認識不夠，沒有認識到大量漢代賦頌以“俗”為其主要審美特征，“俗賦”並不是賦的變體。在藝術形式和傳播手段方面，人們往往將賦的傳播方式及藝術特征限定在“不歌而頌”範圍內，沒有認識到賦與音樂的關系；沒有認識到作為文學樣式，賦這一文體的復雜性，即其來源的多樣性，形態及傳播方式的多樣性，名稱與流變的多樣性；沒有能夠認識到賦在稱名上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交叉（“成相”、“諧隱”、“俳語”等）。這些都是人們對賦的性質長期認識模糊的重要原因。 上述論斷，是我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認真研究和思考的結果。這些研究與思考的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多數發表于《文藝研究》。 1999年，由我牽線，《文藝研究》與中山大學等單位聯合主辦了“中國古代戲曲與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我提交了名為《成相雜辭考》的長篇學術論文。這篇論文後發表于《文藝研究》2000年第1期。文章的摘要說： “成相”即“打相”，成相雜辭是一種肇始于西週宮庭，流行于秦漢時期的文藝樣式。文中分析了“相”的各種形制和流變，指出它們和後世各種文藝樣式的關系。對于成相雜辭形式和內容關系的分析，則反映了先秦禮樂文化對華夏核心文明的重要作用。文中還對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成相篇殘簡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 《“成相”雜辭考》是我的代表性論文之一。由文章的關鍵詞可以看出我的主要學術觀念及研究方法的輪廓。我還曾就《招魂》的文體性質進行過長期思考。其成果為發表于《文藝研究》2006年第7期的《招魂賦體文學說》。這篇文章使用了甲骨卜辭和新蔡葛陵楚墓竹簡等出土文獻材料，論證《招魂》系符合《文心雕龍·詮賦》篇定義的賦體文學作品。文章還隱含了對《招魂》作者的新判斷。《招魂賦體文學說》的寫作和發表，不僅是對先秦賦體文學性質的一個具體闡發，還是我全面深入屈原與楚辭研究的一大步驟，使我更多地獲得楚辭學界的學術承認。對于樂府文學的概念中應當包括小說的觀點，現在還未能獲得廣泛的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樂府文學”即“樂府詩”的狹隘觀念根深柢固，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對中國古典小說文體特征的認識不夠所造成。事實上，散文並非中國小說類藝術的唯一語言形式，古代小說中頗多韻文的介入。學者的研究早已表明，近代以前的小說，多與講唱藝術密切相關，宋代“說話”中的“銀字兒”即為顯例。近年來新出簡牘文獻，對我們的這一小說理論提供了新的支持。北大漢簡中的《妄稽》篇，就屬于這類具有賦的語言形式的中國早期小說。 在前述筆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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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提出對樂府藝術的創作主體進行界定的問題。這本是有關樂府藝術與樂府文學研究的題中之義，然而過去人們對此關注不多。文章說： 在通行的文學史著作中所提到的“樂府”，作為漢代官方藝術創作、管理和表演的主體，如果不詳其沿革，大略而言，實際上應該包括文獻中的“樂府”、“太樂”等官署及“黃門工倡”、“掖庭才人”等演藝群體。（文人司馬相如輩與特殊人物李延年等未計入其間） 時隔15年，《文藝研究》2015年第8期，刊登了我與王克家博士合作的論文《“外樂”與秦漢樂官制度》一文。該文利用《張家山漢簡》及秦漢封泥等出土文獻材料，切實證明了秦漢樂官系統的龐大與復雜。這篇文章的摘要說： 既往對秦漢樂官制度的研究中，學者注目于文獻所載“樂府”及“太樂”等。《張家山漢墓竹簡·奏讞書》等出土文獻表明，“外樂”是秦代及西漢早期的重要司樂官署。它的存續與消亡與秦漢樂官系統的構成及演變有密切關系。樂人是秦漢時期民人社會身份的一種。“外樂”所轄樂人是秦代及西漢早期司樂官署常備屬員的重要補充。樂人踐更“外樂”是秦漢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秦漢戶籍制度及樂人參與官方樂事活動的方式，可為研究後世“樂戶”淵源及沿革提供參考。 《“外樂”與秦漢樂官制度》一文的意義不限于上述摘要所言。事實上，它開啟了秦漢“樂府”多方面的研究空間。當然，就這裡的敘述而言，它的直接意義首先是豐富了人們對秦漢“樂府”藝術創作主體的認識，提示我們對西漢司樂官署“樂府”的性質及演變重新加以審視。“武帝乃立樂府”這一學案，應當在此基礎上深入進行討論。前述筆談文章還強調了文史研究中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密切結合的問題。文章說：“ 由于出土文獻對于解決文學史上的不少疑案、懸案曾起到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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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些文學史研究者企圖將出土文獻當作文學史研究中的百寶靈丹，希望新發現的某件出土文獻能夠輕而易舉地解決學術史上長期沒有能夠解決的一些重大問題。這是文學史研究工作中對待出土文獻的另外一種不正確的傾向。”這段看似平常的話，是本人長期研究的心得。 《文藝研究》2002年第4期刊登了我撰寫的《漢魏六朝曲唱文本的破譯及其在樂府文學研究中的意義》一文。這是一篇主要利用傳世文獻進行樂府歌曲研究的論文。這篇文章在楊公驥先生破譯《宋書·樂志》中《公莫巾舞歌行》，以及孫楷第先生破譯劉宋“今鼓吹鐃歌”《上邪曲》的基礎上，闡述了漢魏六朝曲唱文本破譯的方法及意義。文章的結尾說： 作為與文學文本並存的珍貴文獻，漢魏六朝曲唱文本的存在及其破譯在學術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們的意義不但在少數特殊文獻性質的判定與若幹古代樂府文本的校讀，在古代音樂與詩歌研究的許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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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尤其是在作為藝術生產的詩歌在古代社會中的實現方式 ，禮樂文化的歷史演變與漢魏六朝曲唱的藝術特征，六朝文學的發展與音樂及其他藝術門類之間的關系方面，開闢了新的道路，有待我們更為深入的探索與開掘。 漢代是一個總結和整合其所承繼的先秦文化的重要歷史時期。漢代禮樂制度與先秦禮樂制度有著直接的承繼關系。對漢代的研究，必須著眼于它的歷史淵源。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來說，樂府歌詩的前身就是《詩經》。《詩經》研究是我的本行。我研究《詩經》的路子，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從觀念上來說，是將其置于禮樂文化的語境中討論。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是將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結合起來使用。《文藝研究》刊發的我所撰寫的《詩經》文章，很能體現這些特點。我所參與的《文藝研究》舉辦的學術活動，也多與之相關。“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學術研討會”即為其中之一。“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學術研討會”的全名為“《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學術研討會”。2002年1月12日，由《文藝研究》與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所聯合召開。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所是方銘教授主持的學術單位，本世紀初舉辦過多項高水平的學術活動。承方教授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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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我參與策劃了這次學術會議的主題，我還協助《文藝研究》雜志組織了筆談。我本人的筆談題目即為《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這篇文章指出：《孔子詩論》的發表，在中國詩學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反映了先秦時期詩學繁榮發達的程度，給了一個使人們在哲學層面認識先秦詩學的切入口，並預示著先秦詩學研究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文章批評學界“對包括先秦詩學在內的先秦文學思想的定性還僅僅局限在‘文學思想的萌芽’這一極為保守的認識水平上”。文章期望，隨著《孔子詩論》研究的深入，學界能夠在認識論的層面上溝通先秦詩學與先秦哲學的密切聯系。《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公布後，2013年5月10-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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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研究》編輯部與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所共同舉辦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先秦經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文藝研究》2013年第2期發刊發了這次會議的一組筆談。李學勤先生的文章題目是《清華簡的文獻特色與學術價值》。這篇文章是我依據李先生在開幕式上的主題演講，根據李先生的學術思想代為整理的。我本人的文章題目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詩經學史的若幹問題》。李先生的文章指出，清華簡的特色為“主要是經、史類書籍”，是汲塚竹書以來又一次重大的新發現。我的文章則是依據清華簡《詩經》類文獻對先秦《詩經》學史進行的思考與探索。文章涉及到“孔子刪詩”、“逸詩”、“詩家與樂家的分途”等學案。我對孔子與《詩經》關系的認識貫穿于上述諸問題之中。會議之後，我連續發表多篇有關清華簡的研究論文。其中，《文藝研究》2014年第6期發表我和孟祥笑博士合作撰寫的《試論清華簡週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質》一文，這篇文章關于《週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質有如下判斷： 多數學者認為《週公之琴舞》屬于樂家所傳先秦樂歌文本。今考傳世文獻未見先秦樂歌的具體文本形態，出土文獻中上博簡載有標明宮調等音樂要素的樂歌曲目。今本《毛詩》中的“笙詩”實為漢代所存樂家傳本篇目。《漢書·藝文志》所載漢代歌詩文本名目與《宋書·樂志》所存漢魏六朝樂府歌詩文本對認識先秦樂歌文本形態有所助益。綜合來看，《週公之琴舞》主要呈現的是“詩家”所重之“義”，而非“樂家”所傳之“聲”。它之所以與“樂家”文本有某些相似之處，是由于“詩家”和“樂家”有共同的歷史淵源，即皆可追溯到週代樂官系統。《週公之琴舞》是未經漢儒整理的詩家傳本的早期形態，其存有樂舞術語是先秦詩家未將樂工標記語全部剝離所致。 細心一點的話，可以看出上述判斷中的許多關節與我們對樂府文學的認識有著密切的關聯。除了我們治學方法的一貫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對象，即禮樂文化與中國詩歌的內在聯系所決定的。作為文學史和藝術史研究對象的文獻材料，包括文字與圖像兩個大類。墓葬出土的文物圖像，作為出土文獻的一種，若幹年來，日益受到戲劇史研究者的重視。在1999年召開的“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延保全提供的論文《山西蒲縣宋雜劇石刻的新發現與河東地區宋雜劇的流行》就是利用戲劇圖像進行戲劇史研究的例子。《韓城宋墓壁畫雜劇圖與宋金雜劇“外色”考》和《唐墓壁畫演劇圖與踏搖娘的戲劇表演藝術》兩篇文章，利用戲劇圖像對中國戲劇史進行研究，是我殫盡心力之作。2009年，我會同康保成、車文明、延保全等人，和陝西考古研究院考研人員一起，考察了當年3月在陝西韓城北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彩色壁畫。壁畫中的雜劇演出圖被認為是21世紀戲劇文物最為重要的發現。《文藝研究》在當年第11期刊出了我們撰寫的一組三篇文章。我的文章題目即為上述《韓城宋墓壁畫雜劇圖與宋金雜劇“外色”考》。文章指出，“外色”是宋金雜劇中的一個重要腳色，其戲劇功能在胡忌先生《宋金雜劇考》發表半個多世紀後，由出土文獻證成，具有方法論方面的意義。《唐墓壁畫演劇圖與踏搖娘的戲劇表演藝術》是我與孟祥笑合作撰寫的文章。刊登于《文藝研究》2016年第6期。這篇文章指出，西安市郭莊村唐玄宗時期尚書右丞韓休墓所發現的“樂舞圖”，所呈現的是唐代著名歌舞劇《踏搖娘》的演出場景。其中含有文獻未曾記錄的唐代戲劇的腳色配置、戲班構成及演劇體制等信息。這些現象表明，唐代的《踏搖娘》已經是具有一定長度的、情節相當復雜的戲劇。它必將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古代戲劇乃至整個中國藝術發展史。2018年《文藝研究》第1期刊發我撰寫的《玉壺野史“生旦雜處”與南戲腳色體系的形成》一文。文章指出，生、旦兩個腳色的對舉共存，標志著中國古代戲劇腳色體系的基本形成。《玉壺野史》“生旦雜處”的記述表明，在北宋甚或五代時期，已經存在著生、旦對舉共存的戲劇文化現象。它對于南戲形成年代的判定，對于重新認識長期被低估的中國戲劇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這篇文章所秉持的理念與結論，可以與前述兩篇戲劇文物的研究文章相互映襯與補充。歷年來，我共在《文藝研究》發表過21篇論文，是在這家重要刊物發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從學科分支來說，這些文章還包括《詩經》、楚辭、小說、戲劇等多個方面。《詩經》有《詩經·關雎篇與關雎序》（2001年第6期）、《“詩三百”正義》（2007年第11期）、《週頌·有瞽與週代觀樂制度》（2012年第3期，與李文慧合作）等。楚辭方面除前述《招魂賦體文學說》外，還有《天問意旨、文體與詩學精神探原》（2004年第3期）、《彭鹹“水遊”與屈原的“沉淵”》（2009年第2期）等。關于小說，我們撰有《清華簡赤）篇與中國早期小說的文體特征》，發表于《文藝研究》2014年第2期。其摘要如下： 清華簡《赤之集湯之屋》敘述小臣不忠于湯而奔夏，遭到湯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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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而寢于路，獲巫烏拯救，以及帝命神怪靈異作祟。情節曲折生動，不讓六朝小說。這篇小說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將《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幹縣令” 與《莊子·天運》篇相關內容對讀，可知戰國時期已出現成形的小說理論。這是在二重證據視野下對中國小說的起源與早期形態作出的新結論。 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小說史界沒有人注意到《莊子》“飾小說以幹縣令”句中的“小說”概念符合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的小說定義。這一發現，為《赤之集湯之屋》這篇早期小說的出現提供了理論空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近年來中國早期小說研究最為重要的學術發現。這一成果與我多年來對產生于古代禮樂制度中的“說”體文的思考相關。清華簡的研究使這一思考得以升華。這篇長文的發表，彰顯了《文藝研究》雜志及其主持人的學術眼光。從中國古典小說理論與觀念的角度來說，《清華簡赤）篇與中國早期小說的文體特征》與前述樂府文學與小說關系的論述有內在關聯性，也與我的史傳文學研究有關。關于《史記》，我曾發表《屈原楚之同姓辨》（《文藝研究》2013年第6期，與楊曉麗合作）等，這裡不再細述。以上就《文藝研究》近二十年來舉辦的三次出土文獻學術研討會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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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本人的學術歷程為緯，大略敘述了《文藝研究》雜志二十年來在文學藝術領域裡引領學術潮流的歷史事實，總結了我本人這一時期的學術工作。兩個方面相互襯映，既反映了高水平學術雜志對學者的鼓勵和扶持，也敘述了我們的創新與實證精神為雜志的學術厚重與多樣化風格作出的貢獻。二者之間的因緣可稱為當今學術界的佳話。糧食安全隱憂：耕地撂荒與非農化2020年1月21回到農村老家，因為疫情不能上班，就在老家長住下了。在家近3個月時間，偶爾村裡遛遛，活動活動身體，順便調查了下老家耕地撂荒的情況。 我家是《沂蒙山小調》的誕生地，是革命老區、紅區、沂蒙山區。坐標雖說是沂蒙山區，但我們村和週邊幾個村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大量種植小麥、玉米、大豆、花生。這兩年回家，我看到村子農田邊上都豎起了“永久基本農田”的牌子。 圖1 “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不過標志旁邊就是一小片桃園。但是最近幾年，耕地撂荒和非農化現象越來越多了。耕地保護面臨壓力和挑戰。種地沒有收入，農活都是“捎帶著幹”。現在農村工廠越來越多，打工成為越來越多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種地不再是農民的第一要務，農活都是捎帶著幹點。比如3月份小麥需要灌溉，我爸是一直拖，想等工廠某一天生產線趕不上進度，歇工偷閒的時候去澆地，後來實在沒等到，才請了一天假。我姨父則是黑白倒班，上完夜班，把白天本應該睡覺的時間用來澆地去了。我家農田旁邊的那塊地麥田，我爸說人家直接不澆水，就指望貴如油的春雨。我爸、我姨父都是五六十歲往上的老人了。現在的青壯年們，在田裡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身影，就連“捎帶著幹”都做不到。我自己也出門遛了遛，看到了很多撂荒和非農化現象。第一，耕地直接撂荒，甚至秸稈都還“長”在地裡。這種舍得讓土地直接撂荒的農民還是少數，所以直接撂荒的比例不多。第二，在農田裡蓋房子，包括宅基地、養殖場、小形工廠。宅基地就是“老年房”。兒子長大娶媳婦了，要分家，自家宅基地就給兒子住，老人們就到自家田裡蓋相對簡單一點的瓦房來住。此外，這兩年我發現越來越多的鄉鄰們都到農田裡蓋房搞養殖或者其他工業生產活動，比如養雞、豬、牛、羊。蓋養殖場的同時，順便蓋幾間瓦房/平房，直接住在田裡，方便養殖管理。我們村還有一戶人家，在自家田裡蓋上幾間大棚當車間，生產“蚊香”、“供香”。第三，發展林果業。田裡直接栽上楊樹，和種植糧食作物相比，簡單省時省力。我看到小面積已經長成的楊樹林，和很大片的小樹苗和大量挖好的樹坑。幾年後，估計長成的楊樹林面積就越來越大了。還有一些農戶改種葡萄、桃子、茶葉，果園、茶園要比種植糧食作物賺錢。圖2 挖好的樹坑，旁邊就是養殖場圖3 已經長成的小片楊樹林這只是我基于一個村遛彎時候順便看到的比較直觀的撂荒和非農化現象。還有一些農田上即使種的仍然是糧食作物，但疏于鋤草、灌溉，或者一年兩季改一年一季，也會帶來糧食減產。這都給糧食安全帶來隱憂。雖然2020年1月1日實施的最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對耕地資源進行了更為嚴格的保護，但實施起來有難度。種地收入太低，直接撂荒，或者發展養殖、林果業是一種自發現象。只靠行政的力量是不夠的。比如，一家農戶在自家田裡種樹/蓋房養殖，就會影響前後左右地塊的糧食產量。這些地塊的農戶肯定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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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村主任，村主任怎麼解決呢？種地確實是不賺錢，村主任採取強制措施？鄉裡鄉親的，很難！而如果村主任不能有效阻止這一戶種樹/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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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前後左右陸續都會種樹/養殖……，